1980年初春，在江西省军区举行的老红军座谈会上，参加过“二战”时期的多位离休老红军齐聚一堂，气氛热烈。大家争相发言，表达自己希望为党史提供宝贵资料和写下革命回忆录的意愿。为了响应党组织的号召，他们愿意把珍藏多年的革命文物、日记本、照片和书信上交给党，或者将自己在战争年代的点滴记忆整理成文字，为党和人民留下真实的历史记载。

这时，一位老红军低声说道：“我打算写书，在有生之年写出一本书……”他说话的声音不大，带着浓重的井冈山口音，几乎在众人的热烈讨论中被淹没。尽管声音并不高，但他简短的一句话令在场的每个人都感到惊讶。大家不约而同地看向他说话的方向——

坐在桌旁的是年逾古稀的九江驻军第一干休所离休老红军刘正明，他是一位独臂老人。紫红色的长方脸膛上，宽阔的额头布满了深深的皱纹。那如钢针般粗硬的白发，散发出岁月的痕迹，两道稀疏的灰白眉毛向外伸展，显现出他坚毅的个性。眼睛略显浑浊，依然闪烁着坚韧的光芒。尽管右臂已经失去，他还是用孤单的左手支撑着桌子，站起身来。

因失去右臂，刘正明军装的右袖空荡荡地垂下，仿佛一棵枯萎的老树，虽然让人感到敬意，却也引发某种同情和怜惜。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中，刘正明感到些许窘迫，连忙补充道：“啊，不，也许我这是瞎吹大话，确实有些不自量力……不过，不管写成写不成，我一定要写！”

这位老红军名叫刘正明，生于1908年，江西永新县人。1930年5月，他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，10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历任战士、排长、红军残疾医院政治指导员、红军后方医院特派员、红军第1兵站政委等职，后来转到地方工作。

刘正明发言后，会议室一度沉默。随即，议论声悄悄响起：“写书？他只有一只左手，怎么可能写得了？”“这位老红军是不是太轻率了……”主持会议的省军区张政委微微皱眉，带着敬意提醒道：“老刘，写书的打算很好，但你毕竟只有左手啊！”

刘正明笑了笑，露出温和的表情：“政委，不瞒你说，单凭我自己，写书的确有困难，但我打算请人帮助我记录和整理。”

“嗯，那你找谁呢？”张政委问道。

“我已经写信给我在离休前的工作单位——八一电影制片厂。”

“哦……”张政委松了口气，显然放心了些。其他人也议论纷纷，认为他在电影制片厂工作过，应该算得上“文化人”，才敢有如此的豪言壮语。

一番话就这样说了出来，众人未曾料到，这一刻仿佛一池平静的湖水被投下了一块石子，激起了阵阵涟漪。座谈会结束后，刘正明如同当年接到战斗任务一样，心情急切，立刻乘车从南昌赶回九江。

回到家后，他收到了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回信，内容冷淡：“我们研究过了，实在抽不出人手来帮你，你年纪大了，又是残疾人，还是安心休息吧……”

刘正明看到这封信时，心里一阵失落，然而他并没有放弃，又给厂里熟识的一位作家写了封信。很快，他收到了回信，这位作家在信中表示自己也很难抽出时间来帮忙，因为这几年工作压力巨大，自己根本没能完成任何一部有价值的作品。

身边的知情人劝他：“老刘，算了吧，人家是知名作家，怎么可能帮你整理回忆录？”

尽管失望和心酸在刘正明心头涌动，但他依然没有放弃，继续坚持自己的想法。然而，接踵而至的，却是旁人的议论声：“都七十了，何必再折腾呢？”“想写书？肯定是想出名吧？”“他一只左手，能写什么？”

这些议论充斥在他的耳边，夹杂着嘲笑、嫉妒和同情，让他倍感沉重。回想自己从红军时期至今经历的种种苦难，刘正明内心的压力更为沉重。

而此时，曾经参与过的战争记忆再次浮现——

1930年春，刘正明告别慈母，刚结婚十六天的新媳妇，也在炮声和鞭炮声中目送他加入了红军。

长征途中，刘正明因失去一只手，又患肺炎和伤寒，几乎命悬一线。组织为救治他，动用了珍贵药品，并派了三名民夫，用担架一路抬着他走了三十天。

在翻越雪山时，担架被撤下，两个战友专门照顾他，甚至在敌机袭击时英勇牺牲。

这些经历至今仍深深烙印在刘正明心里，激励他不愿轻易放弃。

他常常在心里反问自己：“这些革命历史，这些前辈们的英勇事迹，难道我就这样默默忍受，不为后人传承吗？”